近期,為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(guī)定精神,馳而不息查糾“四風”,許多地方推出升級版“禁酒令”,多個方面的限制更為嚴格、細化,并通過各地嚴格的執(zhí)紀監(jiān)督問責落實,得到干部群眾的支持。
升級版“禁酒令”對禁酒的要求更嚴、更細。有的從工作日午間不得飲酒,擴大到工作日、工作時間不得飲酒;有的從不得提供高檔酒水,嚴格為不得飲用含酒精飲料或任何酒類;有的明確工作期間和公務接待中,不僅公家的任何酒水都不能喝,連自帶酒水或個人為酒水買單也在禁止之列。
升級版“禁酒令”既是嚴格禁酒,更是升級了作風上的要求。意在強調,廣大黨員干部要少一些無所謂的應酬,多一些腳踏實地為群眾辦事;少一些公款吃喝鋪張浪費,多一些深入基層關注民生;少一些酒后迷糊昏庸,多一些精氣神的提振;少一些人際關系上的復雜應酬,多一些交往上的干凈簡單。
升級版“禁酒令”,順應了全面從嚴治黨、從嚴治吏的要求。廣大黨員干部要積極適應升級版“禁酒令”,堅持從自身做起,從點滴做起,累積寸功、久久為功,為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深入好轉做出不懈努力。
“杯小乾坤大,壺中日月長!蔽覈兄凭玫木莆幕瘹v史,自古文人騷客和官員尚酒,與酒結下不解之緣。酒給人們帶來愉快、迷醉、癡狂感受的同時,它的負面作用也是顯而易見。“庶群自酒,腥聞在上”,飲酒成風,會使社會風氣頹廢;“酒能敗德”,酒被視為對道德、政事特別嚴重的潛在危害。
正是看到酒對社會風氣的危害,以及現(xiàn)實中酒對黨風、政風的不良影響,十八大后,特別是中央八項規(guī)定發(fā)布后,全國許多地方出臺了“禁酒令”,對積習已久的“官場酒文化”動刀。
這期間的“禁酒令”,嚴禁酗酒、賭酒、斗酒和酒后滋事,重在禁止影響黨政機關形象的奢侈酒,耽誤工作的誤事酒,破壞社會風氣的宴請酒,暗藏灰色交往的人情酒,損傷身體健康的過量酒。這些“酒”,與享樂主義、奢靡之風和腐敗問題密切相關,多屬于公款消費的違規(guī)違紀“酒”。
在大力正風肅紀之下,曾經(jīng)迎來送往的友情酒,名目繁多的工作酒,大吃大喝的節(jié)日酒,逢會必喝的會議酒,層層陪同的接待酒大大地減少了,有的甚至絕跡了。公職人員花在請客吃飯上的費用、時間和精力大為減少,許多人不必再為在哪里吃飯、喝什么酒而絞盡腦汁、大費周章,也不再為酒量不行而有所擔心和顧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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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(fā)現(xiàn),近期許多地方推出升級版的“禁酒令”,對公務接待或活動中的飲酒行為約束更細更嚴格,讓干部養(yǎng)成公務活動禁酒的習慣,進而形成一種自覺。
禁令約束更嚴更細
據(jù)了解,2013年12月,中辦、國辦印發(fā)《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(guī)定》,要求工作餐應當供應家常菜,不得提供香煙和高檔酒水。近期出臺的“禁酒令”升級版,體現(xiàn)在對時間場合、飲品種類等多個方面的限制升級。例如,從工作日午間不得飲酒,擴大到工作日、工作時間不得飲酒;除外事、招商引資等特殊情況經(jīng)批準可飲酒外,其他公務接待一律不準飲酒;從不得提供高檔酒水,嚴格為不得飲用含酒精飲料或任何酒類。
重慶市沙坪壩區(qū)在全區(qū)機關事業(yè)單位、街鎮(zhèn)、國企、村(社區(qū))和人民團體中執(zhí)行“五條禁酒令”!斑@些規(guī)定一方面對禁酒的具體情況進行了細化,便于執(zhí)行;另一方面,對公職人員飲酒行為約束更為嚴格,有利于推動干部作風建設!鄙称簤螀^(qū)紀委常委楊剛說。
持之以恒培育新風
新疆出臺禁止飲酒的規(guī)定后,自治區(qū)紀委在監(jiān)督執(zhí)紀的同時,注意了解社會各界的反響。自治區(qū)紀委黨風政風監(jiān)督室副主任李浩軍說,干部和群眾為“禁酒令”叫好,“禁酒令”不僅給干部松了綁,也讓民營企業(yè)減了負,帶動了社會風氣改善。
“不喝酒也能招好商”在遼寧優(yōu)化營商環(huán)境的進程中漸成共識。沈陽市于洪區(qū)副區(qū)長郭忠孝坦言,“‘在酒桌上增進情感’是虛的,關鍵政府要依法依規(guī)辦事、讓合同落地。”
對于地方出臺升級版“禁酒令”,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程文浩認為,公務活動禁酒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,出臺禁令只是第一步;但只要咬緊牙關堅持下去,必然會從量變到質變,最終形成新的風尚。
執(zhí)紀加碼追責領導
從各地反饋來看,公款吃喝基本絕跡,但“端起酒杯好辦事”的錯誤觀念并未絕跡。公務活動不敢喝,在個人聚會上喝得面紅耳赤;中午不敢頂風喝,就在晚餐、宵夜時“補上”。
針對這些問題,各地更是在監(jiān)督執(zhí)行力度上加碼。
今年3月,北京市延慶區(qū)委、區(qū)政府以“紅頭文件”的形式對公職人員下“禁酒令”!斑^去之所以酒難禁,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各單位落實主體責任不力!毖討c區(qū)紀委常委、監(jiān)察委委員趙春生表示,此次出臺的“禁酒令”最大特點在于有了明確的罰則,同時強化了領導責任,除了追究當事人責任外,還追究主要領導、主管領導責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