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(guān)于文言文《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》賞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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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

先秦:孟子及其弟子

舜發(fā)于畎畝之中,傅說舉于版筑之間,膠鬲舉于魚鹽之中,管夷吾舉于士,孫叔敖舉于海,百里奚舉于市。

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勞其筋骨,餓其體膚,空乏其身,行拂亂其所為,所以動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(是人 一作:斯人)

人恒過,然后能改;困于心,衡于慮,而后作;征于色,發(fā)于聲,而后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,出則無敵國外患者,國恒亡。

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。

賞析

《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》這篇短文不但立論高遠,見解卓越,道常人所不能道,而且論證明晰,邏輯嚴謹,有不容置辯的說服力。本文善用排比,層層深入進行論證,形成壓倒一切的逼人氣勢,在藝術(shù)上也很值得稱道。

孟子在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,圍繞客觀環(huán)境與個人和國家命運的關(guān)系,闡述了“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”的深刻道理。

文中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,一定要經(jīng)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煉,只有經(jīng)歷艱難困苦,經(jīng)風雨,見世面,才能鍛煉意志,增長才干,擔當大任。安逸享樂,在溫室里成長,則不能養(yǎng)成克服困難,擺脫逆境的能力,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,遇挫折、逆境則消沉絕望,往往導致滅亡。所以他得出結(jié)論:“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”。

文章一開頭并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觀點,而是一口氣列舉了虞舜、傅說、膠鬲、管仲、孫叔敖、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賢從貧賤中發(fā)跡的例子。這六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擔當“大任”之前,都曾飽經(jīng)憂患,經(jīng)歷過坎坷艱難的人生歷程。正因為付出了非同尋常的代價,這些圣賢才能“動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”,成就一番宏大的事業(yè)。所以這后面的結(jié)論又倒過來說明了這六位圣賢成功的原因!皠有娜绦裕嫫渌荒堋睘槭箘泳。動心,使心驚動。忍性,《孟子正義》釋為使本性(性格、性情)符合仁的要求。忍,能也;能,任也,故忍性為任性。孟子主張性善,仁義禮智生于心,即本于性。任其性,即以仁為己任也。“曾益其所不能”,使他們增加了做本來不能做的事的能力。命運的挫折,身心的磨難,不但沒有使他們屈服,反而磨礪他們的人格,增長他們的才干,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,最終成為歷史上的杰出人物。由此推論,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人的肩上,就一定要先磨練他的意志,鍛煉他的筋骨,還要讓他經(jīng)受缺吃少穿、窮困潦倒之苦,這樣,才能使他適應各種艱苦的生活,為將來的建功立業(yè)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接著,孟子進一步指出:“人恒過,然后能改;困于心,衡于慮,而后作;征于色,發(fā)于聲,而后喻!边@寫的是生于憂患。這是一個并列復句,每個分句前半寫“憂”,后半寫“生”。人在客觀世界中,不能無過,有過能改,就求得了“生”。能改是一種境界,這種境界是指人的主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的自由。能改,不僅指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符合了仁義禮智信的要求,還指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、創(chuàng)造能力得到了提高與發(fā)揮。一個“能”是人的愿望、決心與主觀能動性的體現(xiàn)。人的一生常常會因為主觀愿望與客觀世界的巨大矛盾,主觀學識品行才能與客觀處境的矛盾而憂心忡忡,內(nèi)心充滿苦惱壓抑與困惑,思慮阻塞不暢。但是人也正是憂患困境中磨練了意志、提高了認識、超越了自我奮發(fā)而有所作為。人是有感情的動物,客觀世界常常引起人們喜怒哀樂好惡憂懼等感情,他們被這些感情所困擾。表露在臉色上與語言中,然后得到別人的同情與理解。入就在這種與憂患的斗爭中,找到了“生”的方式與途徑,獲得了“生”的意義與價值.,取得了“生”的信心與自由,這就是生子憂患的含義!翱嗥湫闹尽钡戎饕钦f物質(zhì)上的憂患,這一層主要講的是精神上的憂患。

“入則無法家拂士,出則無敵國外患者,國恒亡”寫的是死予安樂。如果在內(nèi)沒有能干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,沒有敢于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;在外又沒有足以與自己的國家抗衡、對自己的國家構(gòu)成威脅的敵國,那么在這種寬松平和的國度里,國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樂(他既不需文韜,又不需武略;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),而安樂的結(jié)果也往往就是國家的滅亡,這就是“死于安樂”的含義。

憂患可以使人發(fā)奮-安樂可以松懈斗志;逆境中求生,順境中滅亡,這就是人生的辯證法,這就是生活的哲理。這也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所提出的體現(xiàn)儒家奮發(fā)有為、積極用世思想的著名論斷。

由于儒家學說是關(guān)涉政治的學說,故黍子的論述始終扣住圣人、賢士,人君、大臣來進行,這在《舜發(fā)》一文中也體現(xiàn)得很明顯。

而是進一步將上述客觀環(huán)境和個人命運的互動關(guān)系推廣到客觀環(huán)境和國家命運的關(guān)系上去,得出“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”這樣一個深刻的結(jié)論,將問題提高到安邦治國的層面,使得文章的寓意更為深廣。

開始連續(xù)排比六位古圣先賢從貧賤起家的成功事跡,暗示出成功和憂患之間的內(nèi)在關(guān)系,接著在大肆鋪陳“大任”前的磨難中自然地得出結(jié)論,突出成功的來之不易。接著再將這一道理推廣到治國,最后畫龍點睛:“然后知生于憂患,而死于安樂也!蓖谐鲆黄髦肌W髡哒撟C思路清晰,層層推進,最后作結(jié),真有水到渠成之妙。而整篇文章也是“尺幅有萬里之勢”,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(shù),都堪稱鬼斧神工。

宋儒張載在其名篇《西銘》中也說:“富貴福澤,將厚吾之生也;貧賤憂戚,庸玉汝于成也!

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,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,也是人們追求的愿望。貧賤憂戚,則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。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,“庸玉汝于成也”,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。人們都希望一帆風順,萬事如意,孟子卻說 “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”;人們不愿貧賤憂戚,張載卻說這是“玉汝于成”,幫助你成功。二者思想是一致的,包含著深刻哲理,體現(xiàn)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。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:人生不是康莊大道,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,要在不斷經(jīng)歷失敗和挫折,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。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,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,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,愈挫愈奮,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,養(yǎng)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,自強不息的精神。一部中國歷史,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。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,發(fā)奮著述,完成了不朽巨著《史記》。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《報任安書》中,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,如周文王被拘禁,推演了《周易》;孔子受困厄,作了《春秋》;屈原遭放逐,寫了《離騷》;左丘明雙目失明,著了《國語》;孫子受了臏腳之刑,修了《兵法》,等等。他說,所有這一切,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(fā)奮作出的業(yè)績。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,繼承這種精神,完成了撰寫《史記》的偉業(yè)。

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真理,提倡自覺磨煉的精神,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;只有自覺經(jīng)受艱難困苦的磨煉,才能擔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興的重任。

孟子善用排比(也善于將排比、對偶夾在一段文字里用),往往對于同一論題,采用一連串整齊的句式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,有如干流萬壑、一時俱下,形成滔滔汩汩、一瀉千里、不可阻擋的氣勢。《舜發(fā)》開頭,運用歸納椎彈的方式.一口氣舉了六個圣賢成功的事例,形成了一組結(jié)構(gòu)相似、意義相關(guān)的排比句,這就從數(shù)量上予以強調(diào),說明了“生于憂患”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(xiàn)象,給讀者以深刻印象;接著又用排比句極力鋪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對人們的磨練與考驗,反襯了圣賢成功的不易;然后再用排比句進一步說明生于憂患、死于安樂的道理。《舜發(fā)》幾乎通篇用排比,從語義上說,以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豐富內(nèi)容;從語氣上說,加強了語言氣勢和感情色彩;從語形上看,給人以整齊對稱的美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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